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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在中國的精神之旅 阿爾貝·加繆（1913－1960）的中國之旅始于上世紀80年代。1980年，上海譯文出版社首次出版漢語本《鼠疫》（“外國文藝叢書”），由顧方濟等人翻譯，他的另一部小說杰作《局外人》，則在第二年現(xiàn)身于袁可嘉等人編譯的《外國現(xiàn)代派作品選》（上海文藝出版社），就此引發(fā)西方現(xiàn)代文學的啟蒙浪潮。雖然身染“鼠疫”的“局外人”的荒謬表情，與對未來充滿“新啟蒙”幻想的中國知識分子格格不入，但人們?nèi)匀粚捜莸亟蛹{了加繆，把他視為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偉大哲人和批評家。他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批判，不僅成為社會主義學者自我陶醉的文學依據(jù)，也為荒誕主義美學滲透中國文學，開辟了微妙的感性道路。 然而，加繆最重要的思想著述《西西弗的神話》卻姍姍來遲，直到1986年才由杜小真譯出，并于1987年由三聯(lián)書店以“新知文庫叢書”的形式出版。這個甘陽主編的小型“文庫”，計有十種小冊子，32開本，只有787×96毫米大小，模樣簡陋而又寒傖，其中包括弗洛姆的《弗洛伊德的使命》，但大多數(shù)文本如今都已遭到遺忘，惟有《西西弗的神話》閃爍著微弱而持久的光澤，成為中國先鋒派小說家競相模仿的話語范本。 加繆的另外兩種思想文獻《反與正》和《反叛者》，被收集在一本叫做《置身于苦難與陽光之間———加繆散文集》的文集里，由上海三聯(lián)書店以“貓頭鷹文庫”的名義出版，加上先前出版的《西西弗的神話》，加繆的重要思想文獻，已完成了在中國境內(nèi)的早期開發(fā)。 《置身于苦難與陽光之間———加繆散文集》，是加繆譯介活動的一個休止符，此后是一個漫長的文化嚴冬。加繆和其他西方作家遭到了迅速的遺忘，正如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化復興浪潮被蓄意懸置一樣。直到新世紀降臨，加繆才被重新解凍，從長達十多年的休眠中蘇醒過來。世紀末的1999年，譯林出版社推出《加繆文集》，顯示出存在主義實施局部突圍的跡象。該書由郭宏安、袁莉、周小珊、顧方濟和徐志仁等聯(lián)合翻譯，保留了小說的未完成形式，企圖向我們傳遞作者意外死亡所留下的空白，以及隱藏在這種空白里的無言的驚駭。悄無聲息，卻可以視為加繆在中國獲得重生的信號，由此開啟了加繆譯介的第三階段。 2000年，譯林出版社再版了由顧方濟、徐志仁和郭宏安翻譯的《鼠疫，局外人》；此后，廣西師大出版社和西苑出版社分別再版了杜小真譯的《西西弗的神話》；2003年10月，陜西師大出版社又推出插圖本《西西弗的神話———加繆荒謬與反抗論集》；在杜小真的譯本基礎上增加插圖，以期迎合視覺時代的讀圖渴望。在這股細小的再版旋風里，加繆的幽靈說出了舊日的絮語。 這個階段的真正突破，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在2002年推出的4卷本《加繆全集》，由柳鳴九和沈志明主編，該書的出版顯然得到了法國文化機構的資助，它按加里瑪出版社的“七星叢書”版編輯，不僅重譯了加繆的《局外人》和《鼠疫》，還翻譯了他的全部劇作和政論、文論等散文作品，譯者是李玉民、丁世中等。這是加繆譯介運動的高潮，獲得了學術界的良好評價。從1980年到2002年，經(jīng)過長達23年的漫長時間，加繆的孤寂靈魂，終于完成了緩慢的遠東旅程。
中國作家的加繆崇拜 人們熱衷于把加繆與薩特相提并論，稱其為存在主義的兩大思想導師。當加繆在埃菲爾鐵塔下突遇車禍死去后，薩特的情人西蒙·波伏瓦在巴黎的圍墻下通宵徘徊，悲痛得難以入眠，但薩特卻公開表露出對加繆的輕蔑，認為加繆不過是一個文體家而已。這一方面暴露出薩特的狹隘性格，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加繆對于文學的卓越貢獻———他完成了現(xiàn)代法語的偉大書寫，并且因為這種書寫而提升了法語的魅力。不僅如此，還因為杜小真這樣的杰出譯者，加繆話語的魅力獲得了微妙的傳達，并對現(xiàn)代漢語的建構產(chǎn)生不可思議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譯者的貢獻有時甚至可以與原作者并駕齊驅(qū)。除了杜小真翻譯的加繆文論，其他對中國外文學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文本，分別是王央樂翻譯的《博爾赫斯短篇小說選》（上海譯文1985年版）和馬爾克斯《百年孤獨》（有多種譯本）等等。這些杰出的譯本，構成了中國先鋒文學自我進化的范本。 加繆—杜小真語體首先影響了先鋒小說家的書寫。李劼在《中國八十年代文學備忘》一文中指出，“最早進入中國的二十世紀現(xiàn)代派文學，不是后來風靡的馬爾克斯和博爾赫斯，而是卡夫卡和加繆等人。”作家孫甘露在《此地是故鄉(xiāng)》中回憶道：“我依稀記得那個下午，工間休息時，坐在郵局的折疊椅上讀加繆的書……在窗外電車導流桿與電線的磨擦聲中，我隱約獲得了對上海的認識，一份在聲音版圖上不斷延伸、不斷修改的速寫。”二十年后，在2003年非典大流行期間，孫甘露在《當你咳嗽讀什么》一文里，依舊在不倦地勸說讀者返回加繆的世界：“偉大的加繆，通過鼠疫發(fā)現(xiàn)世界之荒謬，而時髦的人則通過瘟疫發(fā)現(xiàn)時髦。” 作家格非在頌揚魯迅的遺產(chǎn)的同時也宣稱，在“魯迅和加繆、卡夫卡之間是有可比性的”。馬原在談到加繆小說《局外人》的技巧時說：“整個小說，加繆寫得冷靜至極，從始至終不顯露出一點激動情緒。語言絲毫不露聲色，多用短句，幾乎看不出人物的思考，甚至有些啰嗦，但所有的細節(jié)都有意義———始終都是絕對的冷靜與克制，將作者的情感和情緒控制得牢牢的，簡直密不透風。”（《閱讀大師》）這是中國小說家在其書寫實驗中獲得的印象，它遠遠超越了翻譯家和學者的干枯理解，散發(fā)出形而下經(jīng)驗的濃郁氣息。 加繆、馬爾克斯、里爾克、卡爾維諾、海明威和米蘭·昆德拉一起，構成中國文學自我改造的話語套餐，為文壇留下了智性敘述和文體革命的線索。在許多先鋒小說的文本里，時常會閃爍出加繆的句子，它們猶如被堅硬的文化壁壘碾碎了的貝殼，標示著加繆東行的細微蹤跡。 但可以斷言，加繆對中國的影響僅限于他的文體。他的哲學和美學只是經(jīng)院學者們的研究對象，并未真正融入中國知識分子的靈魂，成為精神生活的秘密指南。存在主義曾經(jīng)在上世紀80年代風靡一時，但它更像是一種知識標簽，被貼上了新生代知識者的額頭，儼如自我炫耀的時髦事物。正因為如此，它像其他風尚用品一樣轉(zhuǎn)瞬即逝，在1989年之后便煙消云散。它甚至沒有構成一種基本的精神療法，為輾轉(zhuǎn)反側(cè)的人們解除令人絕望的痛楚。 由羅洛梅確立的存在主義療法，是建立在承認生活荒謬性的基礎上的，所以它又被稱之為“意義療法”。它認為做人的根本目標就是尋找意義，并借助生活中的苦難來發(fā)現(xiàn)意義。存在主義試圖告訴我們，有時候，我們的全部生活，如同一句廢話那樣偉大而重要。正如尼采所說，知道為什么而活的人，可以忍受幾乎任何怎樣活的方式。 存在主義天生就有治療失調(diào)性焦慮的機能。早在1985年，我就利用存在主義的荒謬原理，成功地說服一位朋友放棄自殺的決定，從此成了“積極生活的人”。然而，就宏觀圖景而言，存在主義并未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藥物。恰恰相反，當時，出現(xiàn)了嚴重的死亡（自殺）多米諾骨牌效應。那些曾經(jīng)大量反復閱讀過加繆和薩特的絕望者，選擇了激越的死亡方式。從詩人海子、戈麥、顧城、方向，到青年批評家胡河清和報告文學作家徐遲等等，這條黑色的死亡鏈，是中國存在主義時尚的一個反證：80年代存在主義的中國傳播，只是一場表面的文化喧鬧，它完全沒有滲入中國知識分子的靈魂。被憂郁癥氣質(zhì)籠罩的中國知識界，喪失了利用加繆進行自我精神拯救的契機
加繆美學的亞細亞式誤讀 加繆的生命美學被最原始的二值邏輯所籠罩，流露出為古老神學教義的單純氣質(zhì)。在加繆的陳述中，人與他置身其中的世界、反與正、光明與黑暗、皈依與反叛、希望與絕望、秩序與動亂、理性與激情、憎恨與愛，等等，所有這些對立的元素互相對位和反錯，糾纏在同一個陳述句里，形成奇異的圣經(jīng)式的張力。“這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他就是靈魂的走投無路的過客”，“死亡是最終的放縱”，“以最悲愴的聲音引出的希望”，“這無淚的充實，這充滿我身的沒有快樂的和平”……這些彼此沖突的語詞被鑲嵌在同一個語句里，展開近距離的肉搏，迫使其產(chǎn)生最飽滿擴張的語效。這是內(nèi)在對抗的教義，但它卻根植于語詞的深部，猶如從巖石裂縫深處升起并緊密糾纏的藤蔓。 加繆是擅長利用話語表層語詞沖突的大師。他的革命性修辭制造了出乎意料的“二元式反諷”，但這種反諷并未損害其表述的決斷性，相反，令他的哲學敘事獲得某種罕見的力度。不僅如此，在這種對立物的彼此纏繞中，他自身的精神分裂得到了醫(yī)治。與薩特截然不同的是，加繆比他的存在主義同事更具神學家氣質(zhì)，他像一個反面的先知，喊出了關于人生和世界荒謬的真理。 盡管加繆的靈魂阻止了與荒謬世界的破裂，但他的肉體卻未能幸免于難。他被飛馳的汽車撞死，這顯然是外部世界的一次嚴酷的謀殺，它實施了跟這個孤寂靈魂的最后決裂。車禍是一個驚心動魄的儀式。是的，人與其置身其中的世界的疏離不可避免。加繆號召我們帶著這種疏離去生活，但他本人卻無法超越大破裂的命運。存在的荒謬性就在于，世界還是以最激烈的方式，撕毀了與哲學家共存的契約。 作家馬原在解讀加繆的《局外人》時宣稱，他發(fā)現(xiàn)了加繆的秘密，那就是他對其自身的冷漠。加繆死于車禍，他如果就是《局外人》里的那個男主角，一定會覺得這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事件。馬原聲稱，海明威和這個世界硬碰硬，而加繆則放棄了一切抵抗。在我看來，這是一次典型的文化誤讀，馬原掌握的所謂加繆的“不抵抗哲學”，恰恰就是加繆所要竭力抵抗的事物。這種徹底的價值倒置，再度向我們展露了“文化交流”的荒謬性。[1] 加繆的女兒卡特琳娜·加繆，在接受英國記者威爾金森專訪時指出：“局外人不是加繆，但在《局外人》中卻有加繆的某些特征，有那種被放逐的印記……他從知識分子圈子里被放逐。那是一種徹底的放逐。僅僅是因為他的感性先于理性的思考方式。”毫無疑問，局外人是加繆孤寂性的隱喻式敘寫，它跟加繆對自身的冷漠毫無關系。[2] 然而，跟馬原的誤讀相比，西西弗在中國的語義轉(zhuǎn)換，無疑是更富于戲劇性的事件。加繆繼承了荷馬史詩的敘事傳統(tǒng)，確認西西弗因背叛諸神而接受推石上山的永久性懲罰。加繆宣稱他是“進行無效勞役而又進行反叛的無產(chǎn)者”，加繆的存在主義解讀，旨在借助這個古老的符號，揭發(fā)“荒謬”狀態(tài)的諸多意義，并號召我們接受這個偉大的宿命。 奇怪的是，在向中國歷史傳輸過程中，西西弗發(fā)生了詭異的美學變臉，轉(zhuǎn)型為勤勞善良的牛郎董永。這場語義變亂起源于南海的風暴。南宋、元和明永樂年間，沿循海上絲綢之路，大批波斯人、阿拉伯人、猶太人和北歐人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向當?shù)卮?、商人和普通居民傾銷本族文化，但似乎只有少數(shù)希臘神話被納入了中國神譜，成為一種經(jīng)久不息的信仰。在閩南和臺灣的七星廟里，至今仍然供奉著作為兒童守護神的“七星娘娘”（又稱七星媽、七星夫人、七娘夫人和七娘媽）。這其實就是西方天文學的“七姐妹星團”（一組屬于金牛座的藍色恒星，在中國天文學體系里稱“昴星團”），在希臘神話中叫做“普勒阿得斯”，是擎天大力神阿特拉斯的女兒，其中第七個女兒叫做墨羅佩，她的六位姐姐都嫁給了天神，只有她跟了一個有爭議的凡人國王，那就是西西弗。據(jù)說她為此深感羞恥，用紗巾蒙上自己的臉龐，所以亮度最弱，肉眼很難看清她在星空上的美麗容顏。以害羞而名垂青史的墨羅佩，正是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中的“七仙女”的原型，她嫁給凡人的事跡，跟織女嫁給牛郎的事跡相似，結(jié)果在傳入中國時被世人弄混，成了玉帝的第七個女兒，繼而被移花接木，替代“仙女”下凡，當上農(nóng)夫董永的外籍妻子。[3] 這場古怪的神話移植運動，保留了原型神話的總體敘事結(jié)構———西西弗和董永都是不倦的勞動者，并且都以凡人的身份獲得天神之女的愛情，而最終都在天神的干預下失去了愛妻，由此成為悲劇性婚姻的范例。但西西弗神話的美學語義，卻遭到了中國民眾的嚴重篡改。西西弗是痛苦無奈的勞役者，董永則成了快樂勤勞的勞動者；西西弗是背叛者和遭人嘲笑的對象，而董永是世人頌揚的道德楷模；西西弗與妻子作了永久的分離，而董永卻贏得了一年一度（七夕）相會的權利。中國文化據(jù)此顯示了強大的喜劇改造能力。 這是截然不同的生存母題，并且注定要從中誕生兩種面目全非的美學：從西西弗中誕生偉大的存在主義，而從董永中長出了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的福樂信念。這種改造旨在消解存在的荒謬性，并尋求人與境遇的有限和解。西西弗—董永案例超越了文化誤讀和異延的尋常范圍。越過董永所受到的禮贊（他是勤勞和善良的男性象征符碼），我們看見了亞細亞鄉(xiāng)村倫理消解反抗的強大力量，它足以在我們蔑視的事物面前摧毀我們。它是中國人民最堅實的道德教科書。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發(fā)生了兩個彼此呼應的事件：民眾獲救了，而知識分子則在死去。 參考文獻 [1]馬原，《閱讀大師》，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 [2]拉塞爾·威爾金森、卡特琳娜·加繆、奧拜爾·伽利馬，《孤單而有聯(lián)系———關于加繆的〈第一個人〉的訪談》，《外國文學研究》，2003（11）。 [3]朱大可，“牛郎織女的新仇舊恨系列”，《南方都市報》，2004。 （作者單位：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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