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改革都是對利益的重新分配，通過改革有部分人得利，有部分人失去原有的利益。中國歷代的改革，從商鞅到王莽，從王安石到張居正，都是想通過剝奪特權階級的利益，重新分配社會的財富和權利，以到達國家富強或平息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所暈摶煥?外的遭到特權階級的強烈反對??979年鄧小平的改革不在此列。1979年的改革恰恰相反，是想通過改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打破財富平均分配的弊端，求得社會的發(fā)展。它沒有觸及統(tǒng)治階層的實際利益，沒有遭到太大的反對。有的也只是姓資姓社的無關痛癢的爭論，但端起碗來吃的是肉，而不再是以前的玉米糊糊的時候，誰也不出聲了。

歷次改革有不同的情況，秦國的商鞅是個冷面鐵血的家伙，憑借手中的權力，用鐵腕推行他的改革。誰有不同的意見，二話不說，殺頭，車裂。就這樣才使得他的 政策能推行下去，從而使秦國一躍成為頭號強國。然而貴族階級是不甘心失敗的，千方百計地想復辟，他們終于找到一個借口，以里通外國，陰謀顛覆國家的罪名，把為秦國立下大功的商鞅五馬分尸。 王莽也不例外，雖然貴為皇帝，也沒有逃脫失敗的命運，連自己的小命也沒保住。張居正是憑借他曾經一直是 皇帝的老師，再加上總理的身份，而且那時候皇帝根本都不露面，不和朝廷大臣見面，一切都是張居正說了算，他是當時實際上的皇帝。就這樣才能勉強推行他的一條鞭法。即使是這樣，等他死了以后，反動派瘋狂地反撲復辟，把給他的謚號和賞賜全都給剝奪了。

王安石面臨的情況也差不多，幾乎是四面楚歌。現在不同于商鞅的時代了，宋朝皇帝施行的是仁政，不能和秦國的暴政相比，對于反對勢力，不能隨隨便便地殺頭，連皇帝也只能不斷地把反對勢力貶到地方去。實際上宋神宗還從來沒有以反對新法的名義處死過一個官員。但新法的施行還得靠這些地方官，所以王安石面臨的阻力之大可能出現他自己的想象。士大夫們治理國家，都有一個冠冕堂皇的標準，那就是“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 。既然皇帝的利益都比不上老百姓的利益重要，士大夫們就更不能光明正大地說改革是不符合我們士大夫階級的利益的。從政策上找不出反對的理由，舊黨們就開始從道德上找xx的漏子來打擊xx。傳統(tǒng)的儒生，不管是xx還是舊黨，最害怕被人扣上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帽子，被劃入小人奸黨一類。對王安石的攻擊就不用說了，說他沽名釣譽，說他厭古喜新。但王安石有神宗皇帝做靠山，舊黨看扳不倒他，就開始把攻擊目標轉移到他手下的人當中去。

王安石有個學生叫李定，忠心追隨王安石，被提拔為紀委委員。他的生母仇氏去世了，他并沒有按慣例，向上級匯報，要求回家服喪守孝。 以前的官員如果父母去世了，就需要向上級報告，要求去職回家服喪，叫作“丁憂”。只有皇帝覺得你的責任重大，離開你就不行，才可以要求你不必回家服喪，而是留在原有的崗位上，繼續(xù)為國

效力，這叫“奪情” 。明朝的張居正的父親去世，就是被皇帝“ 奪情” ，繼續(xù)當他的總理。而曾國蕃則是因父親去世從京城回家“丁憂”，才創(chuàng)辦了他的湘軍?，F在李定他的母親去世了，他反而隱瞞不報，被人揭發(fā)，這可是大大的不孝，是個不折不扣的小人，象這樣的人不應該留在朝里做官了。李定有他自己的理由，他說，他的生母老早就改嫁了，他根本不知道誰是他的生母。舊黨們可不管這些，繼續(xù)

把他當靶子猛烈地轟擊，并舉出朱壽昌棄官尋母的例子，來說明朱壽昌的孝和李定的不孝。朱壽昌是個縣長，他的母親在他很小的時候不知道什么原因被他的父親趕出家門。后來他的母親就改嫁了，他也不知道他的母親到底在哪里。但他思念自己的生母，放棄縣長不當了，到處去找他的母親?；侍觳回撚行娜?，他的母親到底還是被他找到了。朱壽昌棄官尋母以及以前提到過的王祥臥冰求鯉魚的故事還被后人編入了“二十四孝順” 。但最后李定的事到底還是不了了之了，也沒有人再追究。

王安石畢竟不是圣人，雖然當時有人拍馬屁把他比作孔子，把他的學生呂惠卿比作顏回，王安石還是一個凡人。他的道德不是至善至美，無懈可擊。說他剛愎自用，容不得不同意見，也不是空穴來風。在陸續(xù)推行了更戌法和保甲法后，王安石于1071年也就是熙寧四年，開始了科舉改革。他廢除了以前必考的詩賦和貼經，以經義，論和策為主，也就是考議論文。他重新注釋了“詩” “書”和“周禮”，考試必須得以他的注釋為準，以前儒生的注釋一律作廢，好象一個學閥。而且他動不動就提拔贊同新法的人，打擊壓制反對新法的人。地方官的奏章如對新法不利，就扣押不上報神宗。頗有點順我著昌逆我者亡的味道。

王安石有個兒子叫王(上雨下方) ，和他老爹一個德性，也是才高八斗，恃才傲物，走起路來鼻孔朝天，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 目空一切，不可一世。有一天大儒程顥到家里和王安石來商量國家大事，他也在一旁。談著談著他和老程的意見不合，就開始爭吵，吵著吵著不過癮，到后來甚至擄起袖子要揍老程。王安石家教不嚴，有其父必有其子。 王安石和他的兒子性格上的缺陷成為舊黨攻擊新法的工具之一。文人之間的相爭，往往會離開爭論的正題反而轉到對對方進行人身攻擊。象王安石父子這樣的人，在當時崇尚中庸的時代，絕對是另類。有些人本身其實不反對新法也會因為他們的性格和作派而轉到舊黨的一方。

王安石可不管這些，繼續(xù)他的改革。1072年熙寧五年接著再推行了方田均稅法。也許是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王安石要創(chuàng)議開邊了，這本身就是神宗要改革的目的之一。于是派出三路大軍，分別掃蕩西北西南的羌蠻少數民族，結果是大獲全勝。這在宋朝可不是件小事。宋朝和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時常有摩擦，也有過幾次大戰(zhàn)，從來沒有取得過勝利，結局總是以錢物換和平。雖然這些部落民族的戰(zhàn)斗力和契丹，西夏不可同日而語，但神宗還是把這當作一次偉大的勝利。大擺慶功宴，并把身上佩的玉帶解下來，當面賜給王安石。這是王安石勢力到達頂點的時期。

舊黨是不甘心失敗的，想方設法地通過各種渠道來影響神宗，他們甚至把皇帝的老娘高太后都請出來，要神宗慎重考慮改革的后果。首都有個守城門的小官叫鄭俠的通過內線把一封信和一幅圖交給了神宗。信里寫的無非是些新法如何擾民的話，但這幅圖卻打動了神宗皇帝。圖名叫做“流民圖”，畫的是窮苦老百姓流離失所，拖兒帶女，逃荒要飯。有嚼草根的，有賣兒女的。還有身帶枷鎖，倒斃路旁的。而后面則是一班怒目圓睜的悍吏，做出各種兇暴的樣子?？傊菨M目蒼痍，慘不忍睹。那時候沒有電視錄像，圖畫就是最現像生動的表達方式了。神宗皇帝看了之后，只好 不住地嘆氣，看來這新法確實得重新考慮考慮了，心里已經開始動搖了。 那么當時的民情到底是個什么樣子的呢？有沒有改革派所說的那么好，有沒有守舊派所講的那么壞，足不出宮的宋神宗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只能通過周圍的官員來了解所謂的民情。信息論上講在信息的傳遞過程中總會有噪音，有干擾，有的是故意的，有的是無意的。當信息到達目的地的時候，已經不再是原來的信息了，而是失真了的信息。有時候失真的程度重一點，有時候輕一點而已。宋神宗只能靠這些失了真的信息，來進行判斷，做出決定。從舊黨那了解到的民情是失真的民情，從xx那了解的同樣也是失真的民情。足不出宮怎么可能了解到民情？但即便是出了宮又能怎么樣呢？總有些官員會專門挑上司喜歡的民情上報，而把上司不喜歡的民情鎖在辦公桌抽屜里。即使是當今的前任總理朱熔基不也被安徽一個小小的糧站站長騙得團團轉，還稱之為人才么。信息是任何決策的基礎，許多決策的失誤都是由于收集的信息不夠全面，或者不夠準確，導致了錯誤的判斷和錯誤的決定。

也活該王安石倒霉，從1073年熙寧六年秋天開始，全國一片干旱，赤地千里。當時的人都認為是政策失當，偏離了那個儒生們一生追求的道，老天要懲罰才有如此天災。這罪魁還是王安石的新法。王安石卻認為天災是天災，和人事沒有關系。如果說他真的這么認為，那他真的是奇才，到幾百年后西方新學開始傳人的時候，人們才慢慢認識接受這一觀點，而他當時就知道這個道理。也許他是為他的改革辯護而強詞奪理呢，估計誰也不知道他的真實想法了。神宗已經開始動搖了，再加上反對的勢力一浪高過一浪，神宗終于頂不住了，把青苗免役，方田保甲都給廢止了。不過很快他又后悔了， 沒過多久，又開始施行原來的新法。 這么折騰來折騰去，大家也都疲了，雖又開始改革，但底下的人到底執(zhí)行的怎么樣，只有天才知道了。

王安石感到心灰意冷，他于 1074年熙寧七年的農歷四月，回到江寧府當市長去了。但他的兩個學生呂惠卿和韓絳在中央執(zhí)掌大權，繼續(xù)推行他的改革措施。以至當時的人稱呂惠卿是護 法善神，韓絳是傳法沙門。沒過一年，神宗皇帝又開始想念王安石了，于1075年熙寧八年二月，把他召回重新當他的總理。這時呂惠卿和王安石的政見有了分歧，王安石認為呂惠卿背叛了他，就把呂惠卿也貶去當縣長去了。王安石又重掌大權。

來來回回，上上下下，王安石也經不起這折騰，改革的勁頭也越來越不如以前了。再加上他和自己的兒子反目，兒子氣得背上長了瘡，竟然一命嗚呼了。為什么古人都容易背上長瘡而致命？前面提到的唐介也是因為背上長瘡而死，明朝的徐達也是如此。史書上記載了不少這樣的例子。難道古人喜歡光脊梁曬太陽而不涂放曬霜得了皮膚癌？

1076年熙寧九年，王安石終于精疲力竭辭職不干了，重新回到江寧當他的市長，從此離開了權力中心。雖然還做過各種各樣的高官，但那都是虛名，沒有實際權力。王安石于1086年元佑元年逝世，終年六十六歲。當時的皇帝已經是神宗的兒子趙煦哲宗皇帝。

王安石逝世前離開了權力中心，中央的新舊之爭還在繼續(xù)。xx的蔡確，王圭當政。蔡王雖然是xx，還在和舊黨繼續(xù)對抗，但這對抗已經慢慢地變味了。不再是改革和不改革的斗爭，而是兩派爭權奪利的斗爭了。只剩下神宗皇帝一個人在苦苦支撐著繼續(xù)改革。沒有了王安石這樣的得力干將，新法改革也只能名存實亡。神宗皇帝支撐了八，九年也頂不住了，到了1085年元豐八年 (神宗于1078年，把年號改為元豐 ) ，也嗚呼唉 哉了，終年三十八歲，可謂英年早逝。

神宗死了以后由他的兒子，時年十歲的趙煦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也就是神宗的老娘高太后垂簾聽政。高后馬上就起用司馬光當總理。司馬光一上臺就廢止新法，和王安石一個模式，把xx逐出中央，起用舊黨派系的官員。

八年以后，1094年是元佑八年，太皇太后也玩完了，于是十八歲的哲宗皇帝獨立當政。他把年號改為紹圣，又開始起用xx章淳和呂惠卿。雖然說起用xx，但現在的xx不一定就是執(zhí)行 王安石的改革政策。新法連王安石都沒法徹底進行下去，更別說名氣，才能很聲望都不如他的章呂了。1100年元符三年，哲宗皇帝也崩了?；兆谮w佶繼位，他是哲宗同父異母的弟弟。宋徽宗任用蔡京當總理，蔡京才是個真正的小人，他以xx的名義參政，看到司馬光掌權又去攀附司馬光，是個專事投機鉆營的官場混混。他也號稱恢復王安石的新法，但這只是宣傳的幌子而已。到這個時候，王安石施行新法，進行改革的精神已經蕩然無存了，于是一切還是依舊如古。

王安石的失敗當然有他本身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當時的社會基礎。宋神宗和元老文彥博有這么一段對話，神宗對文彥博說，“新法施行以來，老百姓交口稱頌，都說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利益，那為什么你們還 那么強烈地反對改革呢？” 文彥博回答說，“皇帝，你是用小民來治理國家呢，還是用士大夫來治理國家？” 這一句話就點中了神宗的命門，也一語道破了歷次改革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一個非民主的國家里，如果改革觸犯的是當權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那么這樣的改革是永遠不能成功的。不要講什么“三個代表” ，也不要講什么 “天下為公” ，到了關鍵時刻，都是“鳥為食亡，人為財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