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7月23日，李秀成兵敗被俘。28日，曾國藩自安慶到金陵，令李秀成書寫供詞，即《李秀成自述》。不久，曾國藩命人將李秀成殺害。李秀成犧牲后，曾國藩把他寫的自述經(jīng)過刪改并撕毀一部分之后，命人抄寫兩份，名為《李秀成親供》，一送清廷軍機處，一送安慶曾國藩之子曾紀澤，密不外露。直到1963年，曾國藩之曾孫曾約農(nóng)才把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公布于世。


李秀成供詞的真?zhèn)?，曾國藩為何要刪改供詞，為何要撕毀原稿第74頁以后的內(nèi)容？史學(xué)界幾乎爭論了半個多世紀。


1864年8月7日，太平天國后期的重要將領(lǐng)李秀成在天京（即現(xiàn)在的南京）淪陷后就義了。就義以前，他曾在曾國藩的囚籠里被迫寫下了一篇長達5萬言的《親供》，即后人稱為《李秀成自述》。對于這個《親供》，史學(xué)界歷來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學(xué)者出于對李秀成的崇敬，或痛惜“自述”內(nèi)容玷污了英雄的歷史，于是就產(chǎn)生了“自述”系曾國藩偽造的說法。而大部分學(xué)者則認為“自述”確出于李秀成之手，曾國藩確實改過其中幾處，如洪秀全之死及李秀成被擒等事；但“自述”并非曾國藩偽造，“自述”所記內(nèi)容基本上是可靠的。


半個多世紀的爭論曾國藩在殺害李秀成后，把他的自述很快刪改刊刻，即世所傳的“九如堂本”。世傳原稿存曾家，而曾國藩不肯交給清政府，曾的后人也不肯公開示人。光緒末年，有一個署名捫虱談虎客（真名為韓孔）的，根據(jù)曾國藩的刻本再加刪改，交由日本廣智書局刊入《近世中國秘史》中。


1931年，已故著名學(xué)者羅爾綱開始對《李秀成自述》作注，他當(dāng)時能看到的就是《近世中國秘史》本。面對謬妄叢生的《近世中國秘史》中對《李秀成自述》的記載和敘述，羅爾綱辛苦考證了幾十年。直到1944年暮春，在廣西通志館工作的呂集義先生才在湘鄉(xiāng)曾氏家里看到了秘藏多年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呂先生用隨身帶去的北京大學(xué)影印的“九如堂”刻本，據(jù)以對勘，抄補了5600多字，并拍攝了15幀照片，帶回廣西。其時，羅爾綱也在廣西通志館工作，看到了呂集義先生所攝照片4幀及抄補本，便摒棄了《近世中國秘史》本，改據(jù)呂集義抄補本作注，取名《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簽證》?！逗炞C》以筆跡簽定為標準，斷定：“曾國藩后人家藏的《自供》原稿確是親筆”?！逗炞C》的發(fā)表，一時轟動了學(xué)術(shù)界。


1951年，開明書店一版再版。在1954年6月由中華書局印行的改訂三版中，羅爾綱又根據(jù)《忠王親筆答辭》的字跡鑒定出《忠王諭李昭壽書》與《忠王自傳原稿》筆跡對比，再次驗證出《忠王自傳原稿》確為李秀成親筆。至此，《忠王自傳原稿》的真?zhèn)沃疇幩坪跻呀?jīng)解決。但1956年《華東師大學(xué)報》第四期發(fā)表了年子敏、束世的《關(guān)于忠王自傳原稿真?zhèn)螁栴}商榷》一文，對羅爾綱先生的考證提出質(zhì)疑，認為李秀成供詞出自曾國藩的偽造。他們的理由是：


其一，以經(jīng)過司法部法醫(yī)研究所筆跡專家審定，《李秀成自傳原稿》的字跡與《李秀成諭李昭壽書》不是同一人的筆跡；


其二，羅爾綱認為供詞的寫作時間起于1864年7月30日，迄于8月7日，但根據(jù)影印的曾國藩日記，在7月29日前已有了供詞。而且現(xiàn)有供詞的內(nèi)容充滿卑躬乞降的詞句，不合李秀成英勇不屈的性格。當(dāng)時，李秀成被俘后身受傷害，文化程度不高，因此也不可能日寫7000字的供詞，等等。


史學(xué)界就此又掀起了一場大爭論。羅爾綱再次從書學(xué)八法對字跡作進一步研究，寫了《筆跡鑒定的有效性與限制性舉例》和《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的真?zhèn)螁栴}和史料問題》兩篇文章，編入《忠王自傳原稿考證與論考據(jù)》一書內(nèi)，于1958年3月由科學(xué)出版社出版。這兩篇文章的提要寫入《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簽證》增訂本上，得到了書法家和史學(xué)界的贊同，再次肯定了《忠王自傳原稿》確是真品。


1963年，曾國藩之曾孫曾約農(nóng)先生在臺灣世界書局把《李秀成親供手跡》影印公布于世，內(nèi)容較刻本多9000多字，為33300多字，計74頁，全書沒有結(jié)尾。


以影印本來核對，進一步論證了羅爾綱先生鑒定的正確性，真?zhèn)沃疇幵俅胃嬉欢温?。可是，好景不長，1963年戚本禹拋出《評李秀成自述》和《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jié)行為？》兩篇奇文，為影射史學(xué)開路，李秀成頓時成為眾口一詞的叛徒，他生前的一切也都成了罪證。粉碎了“四人幫”，關(guān)于李秀成的評價問題又在學(xué)術(shù)界熱烈展開了。


1979年，《中華文史論叢》第一期發(fā)表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榮孟源先生于1963年完稿的《曾國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一文，他經(jīng)考證認為：《自供》不是李秀成的真跡，而是曾國藩刪改后重抄的冒牌貨。主要依據(jù)是，第一從每天所寫起訖處看不出真跡。李秀成每天是隨寫隨交，真跡應(yīng)是散葉或分裝為9本，不會是寫在一本裝訂好的“吉字中營”橫條簿上；絕不能每天都結(jié)束在末頁末行最末一個字。而今所見的《自供》，前后一兩天所寫連在一起，看不見每天的間隔，顯然是曾國藩派人把李秀成每天所寫的真跡匯抄在一起的；第二從《自供》字數(shù)上看它不是真跡。寫供人李秀成，刪改人曾國藩，參加刪改人趙烈文（曾國藩的幕僚），三方面的材料都說明李秀成真跡是5萬余字，而今留下的《自供》只有36000多字，比真跡少10000余字；第三，從曾國藩時《自供》刪節(jié)處看不是真跡。曾國藩交往軍機處的《自供》，與曾國藩所存《自供》稿本的多處地方字句不同；曾國藩所存《自供》稿本從第一頁到四十頁，書上都寫有頁碼，整整齊齊，并無差錯，這就說明《自供》并非李秀成的真跡，而是曾國藩刪節(jié)后的抄件；第四，從《自供》字句行款看不是真跡?！蹲怨分谐霈F(xiàn)的“上帝”、“天王”多數(shù)并不抬頭，這不合于太平天國嚴格的書寫規(guī)定；《自供》中凡“清”字均不諱，卻把不該諱的“青”寫成“菁”，顯然是違背了太平天國的避諱制度。

著名歷史學(xué)家陳旭麓先生不同意榮孟源的看法。他在《李秀成原稿釋疑》一文中斷定“《自供》是李秀成的親筆”。他說，每天所寫起訖問題，“我們不可能設(shè)想當(dāng)時的李秀成好像后來的作家一樣，有一個每天分節(jié)寫出的章節(jié)安排”；《自供》字句款諱問題，因為“李秀成在皈依拜上帝教之前，已是一個二十六、七歲的成年人了，早有通行的書寫習(xí)慣，在加入拜上帝教之后，經(jīng)歷了十余年，盡管熟悉了太平天國規(guī)定的書寫格式，但有時疏忽，又回到早年的寫法，犯了諱，也并不奇跡。”他又說，供詞原稿如果是假的，曾國藩在上報清廷和在安慶刊出后，應(yīng)該說已經(jīng)達到了他作偽的目的，為什么還要把這個假東西當(dāng)作寶貝傳之后代呢？為什么到他的第四代曾約農(nóng)還要把這個易招物議的假東西公之于世呢？


曾國藩緣何要纂改供詞針對榮、陳兩位先生的觀點，羅爾綱又作了認真的分析考證，在198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前言”中，進一步闡述《李秀成自述原稿》是李秀成親筆手跡的觀點。他說：“這部原稿，并不是冒牌貨，而是李秀成親筆的《自述原稿》。”但這部原稿，“可以看出幾項曾國藩欺騙清廷的重大事件”，他指出：曾國藩主要在四個地方盜改了李秀成自述原稿，即第一是洪秀全死因一事。李秀成手跡記載：天王斯時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藥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藥也，是以四月廿一日亡。洪秀全是病死的，但曾國藩為了報功，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奏清廷時卻說，洪秀全在“官軍猛攻時，服毒而死”。到七月初七日，殺了李秀成后，他上奏清廷又捏造宮婢黃氏說洪秀全“因官軍攻急，服毒身死”。并把《李秀成自述》中這樣一段話改為：“因九帥（曾國荃）之兵，處處地道近城，天王斯時焦慮，日日煩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第二件是李秀成被俘一事。李秀成當(dāng)時只身一人逃難到天京城東南的荒山上，他隨身帶有許多珍珠寶物，結(jié)果被砍柴的村民認出，因村民之間分配珠寶發(fā)生爭執(zhí)，李秀成掩藏不住，被兩個奸民捉獲，解送清營。但曾國藩在原稿上，用朱筆把“是以被兩個奸民”七字勾去，“獲拿”兩字倒調(diào)，改為“遂被曾帥官兵拿獲”。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時，又改為“遂被曾帥追兵拿獲”。第三是李秀成保衛(wèi)幼天王從缺口沖出天京的時間問題。李秀成的原話是：是日將夜，尋思天計……不得已，初更之后，舍死領(lǐng)頭沖鋒，由九帥放倒城墻而出，君臣舍命沖出關(guān)來。而曾國藩用墨筆把“初”字改為“四”字，把“初更”改為“四更”。初更是傍晚19時至20時之間，天剛黑，就被太平軍沖出，曾氏兄弟是要受處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時），就減輕了主要帶兵大員的責(zé)任。第四是刪改天朝十誤第十誤?！独钚愠勺允觥吩鍨椋菏?、誤立政無章。誤國誤命者因十誤之由而起。曾國藩第一次看《李秀成自述》時，曾用朱筆圈去。到后來清廷命他詳細抄錄補送時，他便把這一條改為：十、誤不應(yīng)專保天京，扯動各處兵馬。這樣一改，不但掩蓋了曾國藩久攻天京不下的無能，而且把李鴻章攻陷江蘇和左宗棠攻陷浙江很輕易拿下，都由于太平軍把江、浙的軍隊調(diào)回保衛(wèi)天京的原因，這樣，把功勞都攬在自己和曾國荃身上。兩相對照，曾國藩刪改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目的是昭然若揭的。


與此同時，曾國藩之所以要撕毀原稿第74頁以后的內(nèi)容，也有其不可告人的秘密。這個秘密就是李秀成深知曾國藩與清廷之間的矛盾，而勸其在手握重兵之時取而代之。這在曾國藩后人所講述的曾家口碑中表述得一清二楚，即“李秀成‘勸文正公（曾國藩）當(dāng)皇帝，文正公不敢”。這不是一條孤證，1936年，清史專家孟森為北京大學(xué)影印曾國藩刻本《李秀成供》作序，曾經(jīng)談到這個傳說。1944年，前廣西通志館就是要追尋這個傳說而去湘鄉(xiāng)曾家抄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在晚清的一些筆記中，也記載了許多曾國藩部下在湘軍稱霸東南之時，如何勸曾國藩舉兵稱帝，以恢復(fù)漢家天下的故事。如某書記載湘軍攻陷天京后，曾國荃萌異志，曾向其兄勸進。國藩聞而彷徨無措，躑躅徘徊于室中者通宵達旦。第二天早晨，答復(fù)曾國荃說：“人家待我們還好，何忍出此？”事乃寢。又據(jù)載，湘軍攻陷安慶，廣東按察使彭玉麟授安徽巡撫，迎曾國藩東下，船未抵岸，即遣親弁以密函呈曾氏，內(nèi)言：“東南半壁無主，老帥豈有意乎？”曾國藩閱而變色，急說：“不成話，不成話，雪琴（彭玉麟字）還如此試我，可惡，可惡！”把信團之，吞下肚去。

以上這些史料足以說明李秀成被俘后，曾國藩及其心腹幕僚為什么不肯把李秀成獻俘進京，不侯圣旨即在南京匆匆把李秀成殺害的原因，目的是怕李秀成說出種種不利于曾氏兄弟的話語。

著名歷史學(xué)家陳旭麓先生不同意榮孟源的看法。他在《李秀成原稿釋疑》一文中斷定“《自供》是李秀成的親筆”。他說，每天所寫起訖問題，“我們不可能設(shè)想當(dāng)時的李秀成好像后來的作家一樣，有一個每天分節(jié)寫出的章節(jié)安排”；《自供》字句款諱問題，因為“李秀成在皈依拜上帝教之前，已是一個二十六、七歲的成年人了，早有通行的書寫習(xí)慣，在加入拜上帝教之后，經(jīng)歷了十余年，盡管熟悉了太平天國規(guī)定的書寫格式，但有時疏忽，又回到早年的寫法，犯了諱，也并不奇跡。”他又說，供詞原稿如果是假的，曾國藩在上報清廷和在安慶刊出后，應(yīng)該說已經(jīng)達到了他作偽的目的，為什么還要把這個假東西當(dāng)作寶貝傳之后代呢？為什么到他的第四代曾約農(nóng)還要把這個易招物議的假東西公之于世呢？


曾國藩緣何要纂改供詞針對榮、陳兩位先生的觀點，羅爾綱又作了認真的分析考證，在198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前言”中，進一步闡述《李秀成自述原稿》是李秀成親筆手跡的觀點。他說：“這部原稿，并不是冒牌貨，而是李秀成親筆的《自述原稿》。”但這部原稿，“可以看出幾項曾國藩欺騙清廷的重大事件”，他指出：曾國藩主要在四個地方盜改了李秀成自述原稿，即第一是洪秀全死因一事。李秀成手跡記載：天王斯時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藥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藥也，是以四月廿一日亡。洪秀全是病死的，但曾國藩為了報功，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奏清廷時卻說，洪秀全在“官軍猛攻時，服毒而死”。到七月初七日，殺了李秀成后，他上奏清廷又捏造宮婢黃氏說洪秀全“因官軍攻急，服毒身死”。并把《李秀成自述》中這樣一段話改為：“因九帥（曾國荃）之兵，處處地道近城，天王斯時焦慮，日日煩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第二件是李秀成被俘一事。李秀成當(dāng)時只身一人逃難到天京城東南的荒山上，他隨身帶有許多珍珠寶物，結(jié)果被砍柴的村民認出，因村民之間分配珠寶發(fā)生爭執(zhí)，李秀成掩藏不住，被兩個奸民捉獲，解送清營。但曾國藩在原稿上，用朱筆把“是以被兩個奸民”七字勾去，“獲拿”兩字倒調(diào)，改為“遂被曾帥官兵拿獲”。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時，又改為“遂被曾帥追兵拿獲”。第三是李秀成保衛(wèi)幼天王從缺口沖出天京的時間問題。李秀成的原話是：是日將夜，尋思天計……不得已，初更之后，舍死領(lǐng)頭沖鋒，由九帥放倒城墻而出，君臣舍命沖出關(guān)來。而曾國藩用墨筆把“初”字改為“四”字，把“初更”改為“四更”。初更是傍晚19時至20時之間，天剛黑，就被太平軍沖出，曾氏兄弟是要受處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時），就減輕了主要帶兵大員的責(zé)任。第四是刪改天朝十誤第十誤。《李秀成自述》原稿為：十、誤立政無章。誤國誤命者因十誤之由而起。曾國藩第一次看《李秀成自述》時，曾用朱筆圈去。到后來清廷命他詳細抄錄補送時，他便把這一條改為：十、誤不應(yīng)專保天京，扯動各處兵馬。這樣一改，不但掩蓋了曾國藩久攻天京不下的無能，而且把李鴻章攻陷江蘇和左宗棠攻陷浙江很輕易拿下，都由于太平軍把江、浙的軍隊調(diào)回保衛(wèi)天京的原因，這樣，把功勞都攬在自己和曾國荃身上。兩相對照，曾國藩刪改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目的是昭然若揭的。


與此同時，曾國藩之所以要撕毀原稿第74頁以后的內(nèi)容，也有其不可告人的秘密。這個秘密就是李秀成深知曾國藩與清廷之間的矛盾，而勸其在手握重兵之時取而代之。這在曾國藩后人所講述的曾家口碑中表述得一清二楚，即“李秀成‘勸文正公（曾國藩）當(dāng)皇帝，文正公不敢”。這不是一條孤證，1936年，清史專家孟森為北京大學(xué)影印曾國藩刻本《李秀成供》作序，曾經(jīng)談到這個傳說。1944年，前廣西通志館就是要追尋這個傳說而去湘鄉(xiāng)曾家抄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在晚清的一些筆記中，也記載了許多曾國藩部下在湘軍稱霸東南之時，如何勸曾國藩舉兵稱帝，以恢復(fù)漢家天下的故事。如某書記載湘軍攻陷天京后，曾國荃萌異志，曾向其兄勸進。國藩聞而彷徨無措，躑躅徘徊于室中者通宵達旦。第二天早晨，答復(fù)曾國荃說：“人家待我們還好，何忍出此？”事乃寢。又據(jù)載，湘軍攻陷安慶，廣東按察使彭玉麟授安徽巡撫，迎曾國藩東下，船未抵岸，即遣親弁以密函呈曾氏，內(nèi)言：“東南半壁無主，老帥豈有意乎？”曾國藩閱而變色，急說：“不成話，不成話，雪琴（彭玉麟字）還如此試我，可惡，可惡！”把信團之，吞下肚去。

以上這些史料足以說明李秀成被俘后，曾國藩及其心腹幕僚為什么不肯把李秀成獻俘進京，不侯圣旨即在南京匆匆把李秀成殺害的原因，目的是怕李秀成說出種種不利于曾氏兄弟的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