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檢討紅學

梁歸智

    很快就是下一個世紀了，盡管公元的紀年法屬于基督教文明，但因為現(xiàn)在已經是地球村的時代，所以大家在心理上都把公元兩千年作為“檻”和“限”來對待，各個學科都紛紛反思、回顧、總結、瞻望，尤其是針對過去一百年的歷史和發(fā)展。鑒往知來，這是古訓和通例。借著紀元的交替，把工作乘機推動一下，也是人類的智慧。
　　作為一個頗有影響的中華人文學科，紅學也恰恰走完了近一百年的歷程。對紅學作沉思檢討，已經有周汝昌先生《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之回顧》的發(fā)表。筆者不揣谫陋，想主要從紅學或《紅樓夢》研究的“意義”這一層面提出一點看法。
　　
　　考據(jù)：紅學已有的實績
　　
　　誠如周汝昌先生所言，夠得上學術的“紅學”應該從胡適作《〈紅樓夢〉考證》算起。[1] 紅學以“考證”開頭。不帶任何門戶之見和意氣用事，應該承認，近一個世紀來紅學最重要的實績是在考證方面。
　　胡適和俞平伯為代表的“新紅學”之核心是“考證”和“辨”。他們從發(fā)現(xiàn)帶有批語的《石頭記》抄本的研究開始，考證出行世的《紅樓夢》其實是“真假合璧”——前八十回為曹雪芹著，后四十回為高鶚續(xù)。這一點胡適自己在晚年曾有很實在的夫子自道：“我是曾經在四十年前，研究《紅樓夢》的兩個問題：一個是《紅樓夢》的作者的問題；一個是《紅樓夢》的版本的問題。”（《談〈紅樓夢〉作者的背景》）
　　后來居上的是周汝昌的奠基之作《〈紅樓夢〉新證》，其主體“是一本關于小說《紅樓夢》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證書”。
　　六、七十年代另外兩位著名的紅學家吳世昌和吳恩裕，其代表著作《〈紅樓夢〉探源》、《有關曹雪芹十種》，從書名標目已經可知其注意重心所在。
　　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多次紅學討論的熱點，一時“小像”，一時“石兄”，一時“墓石”，一時辯駁脂批本的真?zhèn)?，一時又爭論曹雪芹的祖籍是“豐潤”還是“遼陽”，乃至紅樓夢研究所的主要成果《紅樓夢》新校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匯?！泛汀丁醇t樓夢〉大辭典》以及馮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郭豫適和韓進廉的兩部紅學史著作、王暢《曹雪芹祖籍考論》等的出版，都顯示出紅學的興奮點大體上仍然沒有背離胡適所標榜的“考證”路標。
　　海外的紅學研究也不例外，從趙崗到潘重規(guī)，從周策縱到唐德剛、柳存仁，其真正的貢獻其實仍不脫考證的范圍。
　　盡管仍然爭論不休，但應該說，近百年來，對《紅樓夢》的版本和它的作者及其家世等材料的發(fā)現(xiàn)、整理、辨析和考證的成績碩果累累，有目共睹。這些考證的成績?yōu)樯钊搿都t樓夢》的文本意義提供了基礎。
　　
　　義理：“意義”之障蔽
　　
　　但《紅樓夢》文本的意義始終在云籠霧罩之中，從來沒有真正地“敞開”過。
　　清末民初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其真實的學術價值十分有限，它僅僅是牽引來西方某種哲學思潮框套《紅樓夢》這部中國古典小說，從“引進”角度而言，自然有其意義，但意義也就僅此而已。從“學術”質素而言，其實難以稱道。筆者在《〈石頭記〉探佚》中有專文論析，這里從略。
　　胡適與俞平伯在《紅樓夢》“義理”上，所達到的該書只是寫曹家“坐吃山空”“自然趨勢”或“感嘆自己身世”“情場懺悔”這種認知，其膚淺也顯而易見。“自傳說”從《紅樓夢》的基本質素認定上很不錯，在文本內涵“意義”的開掘上，胡、俞卻都從未深入，極不深刻。胡適晚年云：“《紅樓夢》在思想見解上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說，還比不上《老殘游記》。”（《談〈紅樓夢〉作者的背景》）俞平伯在受到批判后，對《紅樓夢》的思想藝術不再發(fā)表意見，而其晚年“大徹大悟”的意見卻是“只是一部小說”、“高鶚有功，胡適、俞平伯有罪”云云，可見其識力本來并不透徹。
　　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紅學基本上成為意識形態(tài)的犧牲品。從李、藍二人的“四十年間半部書”，到洪廣思的“階級斗爭形象史”，已基本上逸出了學術的范圍，而成了政治的婢女。其中當然也能過濾出一些“合理因素”，但不成比例，除了某種歷史認識的價值之外，裨益于后學的質素實在不太多。
　　這一期間有何其芳與蔣和森的紅學論著曾對那一時代的青年產生過很大影響。但這種影響的實質是何、蔣二人的著作在俄國文藝批評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文藝思想的影響下多少顯示了一些“人性論”的溫馨感性色彩，有一定的藝術感染力，因而對當時“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氛圍那嗆得人喘不過氣來的“火藥味”有所緩沖，對《紅樓夢》的內在價值之真正學術性的認知則有根本缺失。一個明顯的標志是他們的論著之立論都不區(qū)分前八十回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高鶚續(xù)書。[2]
　　到八、九十年代，從數(shù)量上觀照，僅從八十年代開始出刊的《〈紅樓夢〉學刊》來看，涉及《紅樓夢》“文本”的思想、藝術、人物、審美等方面的文章也發(fā)表了不少，這方面的專著之出版也數(shù)以十計。表面看來，引進了各種“新思潮”和“新方法”，與八十年代以前思想禁錮的時期比，可謂豐富多彩。但從一個歷史的層面考察，這些出版物的大多數(shù)（不是沒有，但不多）對《紅樓夢》的“意義”之彰顯并未有突破性的建樹。這與中國社會轉型初期的思想之不成熟是互相對應的。
　　有趣的是，號稱“思想自由”的海外紅學界，其對《紅樓夢》“意義”之認識，則更為淺薄。僅舉林語堂《平心論高鶚》和蘇雪林所說“原本《紅樓夢》文筆之惡劣，出人想象之外，真所謂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不但說不上一個‘好’字，而且說不上一個‘通’字”（《試看〈紅樓夢〉的真面目》），即可見海外的“水平”了（當然也有個別獨具慧眼的紅學研究者，如李辰冬和宋琪，但他們的影響還未達到開風氣、領風騷的規(guī)模）。
　　《紅樓夢》的“義理”、“意義”對大多數(shù)紅學學者而言，是晦暗不明的。近百年的《紅樓夢》研究，缺少的是靈魂，是主體精神，是文化哲學。這種情況其實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它是受共生的中國之具體歷史和思想情境所制約的。
　　
　　癥結：曹、高優(yōu)劣之辨
　　
　　這種“意義”的障蔽其突出表現(xiàn)就是對曹雪芹原著和高鶚續(xù)書“兩種《紅樓夢》”孰優(yōu)孰劣長期以來糾纏不清，反復爭論而沒有結果，并由此而衍生出一些讓人啼笑皆非的“論戰(zhàn)”。
　　按說，從胡、俞以來，前八十回與后四十回的區(qū)別在考證的層面已經完成，魯迅在其小說史和雜文中已經論到了二者的“絕異”和“殊不類”。照一般的“順理成章”，下一步就是探索二者之間的“意義”之差異了?？墒菑暮?、俞以降，到李、藍、何、蔣，到八、九十年代的許多紅學專家，盡管在其他一些枝節(jié)問題和個人恩怨上有許多矛盾，甚至勢同水火，在這個問題上卻表現(xiàn)了驚人的“一致”和“共識”。把一百二十回作為一個“整體”來談論《紅樓夢》的“思想”、“藝術”、“意義”，論述后四十回續(xù)書的“功績”——而說來說去就那幾句老掉牙的話。一曰續(xù)書使“殘稿”成為“完璧”，有助于原本的流傳；二曰續(xù)書把寶玉黛玉寶釵的愛情婚姻寫成悲劇，也寫了抄家，有揭露封建社會黑暗的意義；三曰后四十回續(xù)書比眾多“續(xù)書的續(xù)書”高明，為大眾所認可，為歷史所承認。這些道理都不錯。但近百年對《紅樓夢》的“意義”就反反復復地嚼說這種“常識”性的話頭，對曹著和高續(xù)的“絕異”那一方面則停留在一般性的“說說”那種水平上，對其中包含的極為巨大的文化問題、美學問題、民族心理問題等“意義”麻木不仁、鈍覺滯感，紅學界的識力之平俗、思力之貧弱、境界之難超也就不言而喻了。
　　周汝昌感嘆胡適“這樣一位‘國學’大師，對文字筆墨的欣賞鑒別能力竟然如此其鈍而不明，若非親歷，實難置信。”（《還“紅學”以學》）其實又何止一個胡適？“文字筆墨”尚且無能鑒別，何況更深的“意義”問題呢？
　　真正的學術論爭不能在高的學術層次上展開，于是“紅學界”就經常被一些“形而下”的問題所困擾，在某種程度上難免造成一些“泡沫紅學”的景觀。
　　以最近十幾年的例子說。在“小像”、“書箱”和“石兄”的鑼鼓漸息之后，張家灣出來一塊“墓石”，西北又“發(fā)現(xiàn)”幾首“佚詩”，于是群情激動，眾議喧嘩，說“真”說“假”，轟動一時。本來類似于這種問題，無論是真是假，也只能算是紅學的“邊緣”，有其價值，但價值也有限，因為這與《紅樓夢》的文本意義距離很遠。對這些問題自然也應該研究討論，但絕不應該成為紅學的“中心”和“旋渦”。邊緣成了中心，真正的中心問題自然“門前冷落鞍馬稀”了。這種局面的出現(xiàn)，社會傳媒有其責任，但紅學界自身的責任還是主要的。
　　如有一種喜歡弄轟動效應，愛發(fā)表聲討聲明式的“治學”方法，對曹雪芹的偉大心靈捍格不通，對后四十回續(xù)書盲目崇拜，既批俞平伯“崇曹貶高”，又責李希凡“極左”，更攻周汝昌“誤導青年”，好像左右逢源，其實連基本的藝術感受力和思考力也很欠缺，其深層思維模式的僵化、落后及受“毒害”之烈只能讓人苦笑和嘆息。
　　有三四位研究者分別著書立說，企圖推倒胡適、俞平伯對脂批本《石頭記》的考證結論，或說脂批本全系“偽造”，或曰脂硯齋故意作偽。本來學術無禁區(qū)，任何人都有提出自己學術觀點的權力，問題是這些“研究”缺乏學術質素，不遵守學術規(guī)程，抓住一點，不及其余，只顧逞臆非想，全無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和服善態(tài)度，而其根源，也還是識力、思力和藝術感受力的缺失。這些“研究”連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文本差異這樣一個顯見的基本事實都無能分判或有意視而不見，更何談《紅樓夢》的“意義”詢問？還有什么學術的高水準可言呢？
　　還有一種，愛紅發(fā)癡，而治學基礎不足，于是走入迷宮，“越鉆越深越分析越有理越研究越有根有據(jù)其樂無窮自有天地”，由榮國府聯(lián)想到故宮的臺階，進而得出林黛玉是刺殺雍正皇帝的俠女，曹雪芹是反清的義士之驚世駭俗的結論。從學術自由的原則，這種觀點也應有其一席之地，進入另一個思維系統(tǒng)，也可能產生意想之外的啟發(fā)。但作為紅學的學術主流，顯然不能把輿論中心完全讓位給這樣的“熱點”。
　　但為什么事實上竟然是一波接一波的“邊緣”和“熱點”占據(jù)了中心舞臺呢？無他，根本原因是紅學界本身的整體學術質素就有缺陷，故而無力左右局勢，把紅學引向真正的學術高境界。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xiàn)象。從胡適、俞平伯開始，研究《紅樓夢》的人大都在深邃的思想和生動的藝術感覺這種層面力有未逮，于是考據(jù)成績一枝獨秀。但其實考證也離不開思考和感覺，于是出現(xiàn)了以考證版本開山的祖師爺卻分辨不清脂批本和程高本孰優(yōu)孰劣的怪現(xiàn)象，乃至今日又有為脂批本的“真?zhèn)?#8221;而混戰(zhàn)不休的奇觀。
　　連曹著高續(xù)的真假優(yōu)劣這樣一個基本的、討論了近一百年的問題都不能取得共識，而陷入永無休止的反復糾纏、自說自話式的“論爭”，紅學界的“水平”和基本質素確實需要認真自審。其實不僅是紅學界，整個民族都應該反?。簽槭裁次覀冞@么長時間、這么多文化精英都不能從本質上理解曹雪芹和他的《石頭記》呢？
　　
　　“兩個半”的貢獻
　　
　　我在《〈石頭記〉探佚》中曾說：“真正從精神實質上理解了曹雪芹，讀懂了《紅樓夢》的，老一代紅學家中只有兩個半人：胡風和周汝昌，魯迅由于時代條件的限制也只讀懂了一半，但魯迅的思想實質是與曹雪芹相通的，那就是對倫理本位文化產生的國民劣根性的深惡痛絕，對傳統(tǒng)文化負面的深刻絕望。”
　　不見有人來反駁我。但這并非就是大家都贊同我。拙著《石頭記探佚》舊版新版，問世十余年，也不見眾多反對探佚的專家學者有哪一位寫過一篇正面文章來“回應”一下，我等著被批得“體無完膚”，可是等不到，只有那么只言片語偶爾來撓一下癢就又溜之大吉了。
　　這是順筆提及，還是說“兩個半”。這兩個半里只有一個可以稱作專業(yè)紅學家，其他的兩位都只能算紅學的票友。但這兩位中一位是思想家兼小說家，一位是文藝理論家兼詩人，而他們又都是革命家。
　　我以為，這就是紅學的根本問題之所在。只有具有思想家、藝術家和革命家質素的人才有可能把紅學或《紅樓夢》的“意義”研究引向真正的學術領域。不一定要是思想家、藝術家或革命家，但一定要具備這種質素。因為《紅樓夢》本身是有這些質素的。
　　這“兩個半”，都不約而同地看出了曹著和高續(xù)的“絕異”，都認識到這是一個關系到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精神境界和文明高度的“中華大文化”的根本問題，都把《紅樓夢》看成“一部小說”，但又不僅僅是“一部小說”。盡管他們的出發(fā)點和立足地并不太相同，魯基本是從直覺生發(fā)，胡基本是從境遇激發(fā)，周則是從專業(yè)研究感發(fā)。
　　“兩個半”的具體分析拙著已經作過，這里不再枝蔓。魯與胡已作古，周還在，任何人都非圣賢，當然不可能完美無缺。我這里只論學，堅決拒絕闌入任何“門戶”“派別”的無聊糾紛。
　　
　　婚戀主題和政治內蘊
　　
　　縱觀近百年對《紅樓夢》“意義”的探詢評估，其大端有二。一曰“婚戀主題”，二曰“政治主題”。雖然隨著時代思潮的變化在說法上花樣翻新，其實質大體上不出此兩端。
　　從最初清代人讀《紅樓夢》為擁釵還是擁黛而爭得互相“飽以老拳”，到“革命派”贊美黛玉的“叛逆”和批判寶釵的“正統(tǒng)”，都是圍繞著寶玉、黛玉和寶釵的“愛情婚姻悲劇”這一“中心思想”作文章。王蒙最近說過一句幽默的斷語，他說共產黨作為革命黨要擁護黛玉，作為執(zhí)政黨則需肯定寶釵。可說概括了近四十年來紅樓夢評論的精髓。
　　政治主題則從胡、俞“新紅學”出現(xiàn)之前的蔡元培等的“舊紅學”主張《紅樓夢》有“反清復明”、“反滿”等等微言大義，到毛澤東說《紅樓夢》的第四回乃全書“總綱”，《紅樓夢》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以至有“階級斗爭形象史”等提法的濫觴。索隱派和革命派其實有著共同的交叉點。
　　可見，婚戀主題或政治主題，兩者既有區(qū)別，又有聯(lián)系，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背景下，強調不同的方面而已。
　　這說明，《紅樓夢》的文本里的確既存在著“婚戀”，也存在著“政治”。但無論是“婚戀”還是“政治”，都只是小說文本里的現(xiàn)象，而這種現(xiàn)象說到底是中華大文化的一種藝術表現(xiàn)。說出婚戀或政治，并不就是研究，關鍵問題是如何對這種文本現(xiàn)象作出深刻的歷史洞見、文化闡釋和美學解剖。能達到這種目標，當然需要有具備思考穿透力量的睿智者，否則以其昏昏，怎能使人昭昭？例如，數(shù)十年來對《紅樓夢》的“主題思想”有所謂“色空觀念”的“局限性”的泛談，但究其實，卻是從后四十回續(xù)書寫了“寶玉出家”這一情節(jié)推衍而來，通過探佚對曹雪芹原著整體作研究所得結論恰恰相反。沒有嚴格區(qū)分和深入解剖曹著和高續(xù)的眼力、思力和能力，就事論事，于是“寶玉出家”一方面是逃避現(xiàn)實的“色空”，另一方面是反抗封建的“決裂”，既是對黛玉的永恒懷戀，又是對家庭壓迫的反彈，婚戀，政治，都掛上鉤，似乎頭頭是道，其實是一鍋糊涂稀粥。
　　這正是紅學界的薄弱環(huán)節(jié)所在。如前所述，紅學界缺少的正是具有思想和美學質素的大家大師。
　　
　　辭章：《紅樓夢》的藝術與中華文化
　　
　　有一種似乎振振有詞的說法：《紅樓夢》是一部小說，所以我們應該把它作為小說來對待，紅學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研究這部小說的藝術，也就是所謂“語言、形象、性格、結構”——這才是紅學的正路，《紅樓夢》研究的正宗。而且，這部小說就是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后四十回與前八十回應該一視同仁，不得分論，因為“歷史”和“群眾”已經“接受”了它。
　　這種說法似乎有對紅學中各種“邊緣”排擠了“中心”作反撥的意思，但它的根本缺點是看現(xiàn)象不看本質，重形式不重內容，要表面不要實際，用一句老話說就是孤立地、靜止地、絕對地、片面地看問題，沒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后者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歸根結底，還是缺乏思力、悟性和高層次研究質素的表現(xiàn)。
　　考據(jù)、義理、辭章——這是中華傳統(tǒng)文學藝術批評的三個層次，或曰三個方面?？紦?jù)是背景、基礎，義理是思想、意義，辭章指藝術、審美。但這三者，卻又都是中華文化的產物，原不是像楚河漢界一般涇渭分明的。中華文化是最懂辯證法、最講究“整體、聯(lián)系”的文化，而《紅樓夢》作為這種文化的一個最精致、最高級、最偉大的寧馨兒，則以其無與倫比的藝術性體現(xiàn)了中華文化的這種特性。
　　舉例而言，曹學和紅學互為表里，“家史”和“小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實象”和“假（借）象”彼此映照；草蛇灰線的伏筆影射來源于“推背圖”一類歷史圖讖；“假語村言”與“春秋筆法”及“虛實空靈”一脈相承……這所有一切，都是《紅樓夢》的“藝術”和“美學”，是曹雪芹的獨家秘傳，后四十回續(xù)書所沒有的。所有這一切又都來源于中華文化，是按照西方文藝理論那一套“典型”“形象”的闡釋系統(tǒng)所無法發(fā)現(xiàn)也無法分析定位的。
　　《紅樓夢》的藝術和審美，是中華文化的藝術和審美，當然也有和西方的藝術和審美相通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它的中華文化的“個性”。這種藝術和文化的“魚水關系”是如此不可分離，如此微妙精巧，如此渾然一體和大化無形，周汝昌研究紅學四五十年，直到最近才初理頭緒，寫出了《紅樓藝術》的專書。
　　以西方文藝理論一般小說學的路數(shù)來評析《紅樓夢》藝術的著述，自然也不能說沒有價值，但這種價值顯然是不可與抉得中華文化之秘的研究同日而語的。
　　《紅樓夢》是一部小說，但這是一部從中華文化的精光靈氣中孕育出來的小說，是流淌和跳動著中華文化的血液和脈搏的小說。所以，面對《紅樓夢》，就不僅要面對“一部小說”，而且要面對中華文化。
　　故，紅學也就不能僅僅等同于一般小說學。
　　
　　契合：紅學與西學
　　
　　強調《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的共生態(tài)，并不是要對西方文化實行“關門主義”。問題仍然在于，如何在傳統(tǒng)與外來文化之間尋找到最恰當?shù)钠鹾宵c。
　　事實上，西方文化的優(yōu)越正在于其思維的無比活躍，各種理論層出不窮，各種方法論此起彼伏，沒有條條框框，沒有戒律清規(guī)，沒有禁區(qū)忌諱。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化的繁榮與西方各種新思潮的輸入有著密切關系，正是“改革、開放”根本政策的產物。
　　但簡單的“拿來”并不能解決問題，還需要一個消化的中介。否則生搬硬套，結果就是郢書燕說。仍然說《紅樓夢》研究，紅學界這方面的問題比較突出。現(xiàn)有的紅學界的學術梯隊和結構對西方的各種思想理論本來就缺乏實在的借鑒能力，真正能從根本上弄懂弄通西方各種先鋒思潮的人才其實很少，往往是根據(jù)一些二手或三手的轉述往《紅樓夢》上套一套，這樣做的結果當然不會十分理想。以近十幾年發(fā)表過的文章論，擺弄新名詞的也不少，但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似乎只有羅鋼和陳莊合撰的《偉大心靈的藝術投影》等極少數(shù)幾篇。許多文章讓人覺得作者對中華文化沒有搞通，對《紅樓夢》沒有弄懂，對西方文化更只是略知皮毛，就在那里炮制“中西合璧”。周汝昌先生在其新著《紅樓藝術》中說：“我著手寫這本書時，原來也想用西方的‘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的方法來助講《紅樓夢》的結構，后來認為這不妥當，因為那不符合我研究的時序：我初次了解西方結構主義小說敘事學(Structurial,Narratology)具體內容是晚到1989年加拿大高辛勇教授寄賜他的佳著《形名學與敘事理論：結構主義與小說敘事法》一書時的事情了，所以應留意不要讓讀者認為我是受了西方的影響才來研究《紅樓》結構的，完全不是。我一向不贊成對自己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一切特點還不懂得即生搬硬套外來的模式主張等等。只應先把自己的文化文學傳統(tǒng)弄得略為清楚時，再來借助、借鑒人家的好的方法來一起說明問題。”以周先生的年資名望，尚能如此老實坦白，不強不知以為知，則其他人應當如何呢？
　　怎樣把各種理論和方法恰如其分地運用到《紅樓夢》的研究上面，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只知道西方的理論不懂《紅樓夢》和中華文化不行，反之也行不通。海外的學人應該是了解各種西方理論的，但他們也并沒有對《紅樓夢》研究作出多么杰出的成績，許多在海外研究《紅樓夢》的學人仍然不愿嚴格區(qū)分曹著和高續(xù)，把一百二十回作為“整體”對待，并援以“接受美學”的理論支持，這說明他們不僅對《紅樓夢》缺少慧眼，而且對“接受美學”也不能活學活用。王國維是第一個用西方理論評論《紅樓夢》的中國學者，其實際效果卻對《紅樓夢》的文本意義隔靴搔癢，并未真正解決問題。（詳細論述見《〈石頭記〉探佚》）
　　所以，紅學界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是需要一批后起之秀，一批有能力吸收外來理論思潮，又對“國學”確有根基和肯下功夫的青年學人，一些在思考和藝術感覺方面確有實力的新鮮血液。沒有這樣一批新生力量，《紅樓夢》的“意義”研究仍然不可能有大的進展和突破，紅學仍然要在各種“邊緣”和“熱點”中折騰?？上驳氖牵罱呀洺霈F(xiàn)了新的曙光，一批紅學界外的搞理論和文化的青年學人已經闖進了紅學界，以他們的理論素養(yǎng)和敏銳觸角為紅學開拓出新的視域。就我很有限的眼界所及，如李ｊｉé＠①的論著《歷史文化的全息圖像—論〈紅樓夢〉》、陳村的文章《意淫的哀傷》、陳維昭的論文《紅學與20世紀學術思想》等，都是開風氣之先的力作?？梢詳嘌?，二十一世紀的紅學生力軍將是一些陌生的面孔。他們將在紅學、國學與西學的契合處作出嶄新的創(chuàng)造。他們將接受二十世紀紅學的考證成果，但在精神氣質和義理意義層面，他們則將直接承繼魯迅、胡風和周汝昌的血脈。
　　
　　意義：《紅樓夢》研究與中華民族魂
　　
　　《紅樓夢》是一部小說，但這是一部凝聚了中華民族文化精粹的小說，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美學之光、藝術之神。
　　《紅樓夢》研究，當然包括作為一部小說的文藝創(chuàng)作和鑒賞層面，也包括各種基礎和背景的考辨，但絕不僅僅局限于這種層面。
　　《紅樓夢》研究，是關系到整個中華民族靈魂的重新鑄造、民族精神的重新抖擻的文化事業(yè)。
　　從莊周到李贄，中華民族的反抗叛逆和創(chuàng)造精神在歷史的漫漫長夜中頑強地生長著，從屈原、史遷到阮籍、李白到《西廂記》、《牡丹亭》，中華民族的審美思維在正統(tǒng)意識的壓抑和扭曲下倔強地燦爛開放著。但最偉大的創(chuàng)造者、叛逆者和藝術家是曹雪芹，最瑰麗的精神文明之花是《紅樓夢》。從魯迅到柏楊，都對中華文化中腐朽和陰暗的一面作了沉痛的批判，但早在他們之前，曹雪芹已經通過《紅樓夢》的創(chuàng)造，對此作了形象化、藝術化的反思。同時，曹雪芹奇跡般地承載和弘揚了中華文化的精粹與珍異，他的精血氣骨直接通向了先秦諸子所代表的中國文化的黃金時代。
　　中華民族的精神需要一個新的鳳凰涅ｐáｎ＠②，需要光大歷史的精彩，同時需要揚棄歷史的負擔?！都t樓夢》研究應該在這種民族文化精神的重塑再振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在此社會轉型、世紀交替的歷史性關頭，在此華夏文化救亡與更新愈益為全民族所關注的焦點時刻，在此東西方文化空前碰撞、交流對話的大時代，紅學界難道不應該慎重思考自己的責任嗎？紅學的前途，《紅樓夢》研究的意義，難道不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課題嗎？
　　本文所論，提綱挈領而已，如要求“嚴密”，則每段之下應有“箋疏”——更細致的證例、說解……但限于發(fā)表體制，也只能如此粗具規(guī)模。希望能引發(fā)大家的思索討論，則紅學幸甚，中華文化幸甚！
　　【責任編輯】鄒志勇
　　注釋
　　[1]這樣說是以“學術”的基本質素定位，并非說索隱派、評點派等就毫無貢獻和合理因素。
　　[2]何其芳提出的“共名說”本來具有理論潛勢，他的藝術感覺亦頗佳，故其論“紅”多有可觀之處，但由
　　于他不區(qū)分曹著和高續(xù)“兩種《紅樓夢》”，故不能鞭辟入里。
　　字庫未存字注釋：
　?。愧僭譃榧恿?br>　?。愧谠譃榘阆录幽?